一、道光年间的那个决定
清道光年间，湖南浏阳小河乡的潘顺烈做了一个改变家族命运的决定——外出谋生，去江西学一门手艺。
彼时，客家人远道迁徙而来，为了留存历史、让后人追根溯源，极为注重修辑族谱。潘顺烈在江西学会了木活字印刷术后，回到家乡创立了“益兴堂木活字印刷坊”，专事修谱，成为湘赣边界著名的谱师。
他大概没有想到，这个决定开启的是一条延续六代、长达一百六十多年的传承之路。潘顺烈没有留下日记。底层谱匠虽然日日与文字打交道，但在传统观念里，他们的技艺靠的是口传心授，能留下完整私人文字者凤毛麟角。他们的声音，从来不在正史文献的筛选范围之内。
但所幸，还有另一份文献留了下来。
二、一份无名谱匠的手稿
识典古籍藏有一份清代无名氏修谱手稿，是目前所见最接近“谱匠亲笔”的原始文献。
手稿后半部分追述了修谱的缘起与原则：“迄今又三十年，生齿日繁，依附渐众，兼迁徙不常……及今不修，势必亲疏罔辨，远近互淆。是以父辈之志起而重辑之。贵不敢附，贱不攸遗，富不敢援，贫不敢弃。不如是，无以详世系，尊吾之所自出也。”
修谱三十年一次。人口繁衍、迁徙频繁，若不及时整理，“亲疏罔辨，远近互淆”。而“贵不敢附，贱不攸遗，富不敢援，贫不敢弃”四句，掷地有声，既是修谱原则，也是职业操守。
手稿还记录了工作细节与时间跨度：“自壬辰二月开雕，至癸巳八月告竣。幸得承先志，刻成斯谱。”从开雕到告竣，历时一年半。
这份手稿并非孤例。道光年间湖南《罗氏族谱》所附修谱合约中，亦载有“每百版计工银若干”的计价条款。契约与手稿相互印证——修谱是一门明码标价的手艺活，谱匠走村串户，靠刻字排版养家糊口。
那位无名谱匠还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“远而难稽，不若近而可考也。”——或许他早已意识到，修谱本身就是一种选择。
三、行走的“潘家班”
潘顺烈并非孤例。清代木活字印的书籍中，数量最多的是家谱。在浙江、江苏、安徽、江西、湖南、四川等地，都出现了以排印家谱为职业的专业工匠，世称“谱匠”或“谱师”。他们“每当秋收以后，就挑起活字担子，到各乡镇的祠堂，为人家印家谱”。这种行当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。
潘家班鼎盛时从业者二十余人。这些人平时耕田种地，接到印谱业务便一声吆喝聚到一块儿，少则两三月、多则一整年食宿于祠堂。他们挑着修谱的行头，跋山涉水，从一个宗祠到另一个宗祠，北邻江西万载，那边承揽的活儿比浏阳还多。累计下来，潘家班修过的族谱已达两万余册，历代谱师刻存的字模多达八万多枚，堪称国内现存最大规模的老字模字库。
修一本族谱有多难？第五代传承人吴汉涌说：“太难啦，耗时费力，还有不少的讲究”。动手前，谱师得拜祭祖师爷毕昇，主家拜祭家庙。大家族一次修谱就是三十本，得刻三千个版。潘家班接的第一本林氏族谱，足足修了四个月。最繁茂的六年，他们修了二十六个宗族的家谱。
修谱也费钱。字体版本纸料各不相同，寻根溯源拉得越久远，花费的银两就越多，“换作现在，少则几十万，多则过百万”。
潘家班还有一项祖传绝活——“反字直刻”。制作字模时，不需要提前在字坯上打墨稿，而是直接按刀法雕刻。第五代传承人吴汉涌说：“反字在心中，不需要在字坯上描。”“刻多了，不论什么字，都印在头脑里，直接下刀就行。”
2018年12月，以“益兴堂”为代表的浏阳木活字印刷术被列为长沙市非遗保护项目。
四、当“模板”取代了“记忆”
潘家班走村过寨，用的是祖传的真手艺。
但正因为修谱如此耗时、耗力、耗银两，“模板化”成了这门生意里无法回避的暗面。
职业化的另一面，是流水线式的标准化。明清时期，出现了一批专门替人伪造家谱的“谱匠”。他们事先准备好了一套适用于不同姓氏的通用族谱，每当有人请他修写，直接填上姓氏即可。这样修出来的家谱几乎一个面孔，所出现的欧阳修、苏轼、朱熹、文天祥等名人的题跋序言，其实都是这些谱匠的杰作。
关于这种“流水线作业”，留存至今的清代修谱契约提供了无可辩驳的直接物证。在湖南省图书馆地方文献部藏有的清代湘中民间修谱契约文书中，一份道光年间的《包修谱牒议字》白纸黑字地写着：“议定代撰源流序文，悉照泰和鹅颈大丘成式，以合通族体例。”而在同时期一位名叫刘梦梅的湘中谱匠的《修谱纪略》手稿中，他也坦言自己常备有“江西迁楚通例”数套，遇有“远祖难稽”之族，便“以泰和圳上之文通融附会，使其源流有自，不致异于邻族”。
这些契约与日记，彻底揭开了“模板修谱”的遮羞布。更极端的案例发生在江西弋阳。乾隆年间，弋阳新陂刘氏谱匠进行了一场环环相扣的“谱牒工程”。他们先从虚构核心始祖“刘汾”入手，窃取嫁接他族世系，再伪造文献背书。手法堪称精细：冒充唐朝官员作《刘汾行状》，伪造唐皇帝七诏书并建造七诏寺；先后编造冒充宋人的《刘万序》、冒充史臣的《刘永序》、冒充五代人物的《刘义江亲序文》等多篇伪序。弋阳谱匠甚至将刘巨容十七子强行篡改为三子——先后出现“汾、济、渭”和“汾、迥、迪”两个版本。
目前谱牒学界对此已有明确考证，并普遍认定为清代乾隆年间江西弋阳新陂刘氏谱匠“有组织、成体系的伪造行为”。其核心动机，是“塑造显赫始祖，来提升本支刘氏在地方上的政治地位、社会声望和宗族竞争力”。
湖南、江西等地各族谱中高度雷同的“江西吉安府泰和县鹅颈大丘”叙事，底层逻辑与此如出一辙——谱匠从行囊中取出通用底稿，底稿上早已写好了现成句式，只需填入姓氏与始迁祖名讳。
五、修谱人的两面
谱匠这个行当，天然带着两面性。
一面是技艺的守护者。他们传承着毕昇以来的活字印刷术，让族谱从口耳相传变成白纸黑字。潘家班的反字直刻技法，是历代谱师用刀尖与梨木较量出的绝活。他们走村过寨，将一个个家族的世系变成泛黄的纸页，留存着最朴素的真实。
另一面是记忆的改写者。他们手中有模板，心中有生意。当一份通用底稿可以适配十几个姓氏时，“贵不敢附，贱不攸遗”的职业操守便让位于“填上姓氏即大功告成”的便捷。
但话说回来，谱匠的“伪造”，很多时候并非恶意欺骗。在“邻族皆出江西泰和，我族不宜独异”的社会氛围中，修谱人不过是顺应了时代的集体心理。他们给一个家族“制造”出体面的来历，让子孙在宗族竞争中不落下风——这何尝不是另一种“尊祖收族”？
正如那位无名谱匠在手稿中所写：“远而难稽，不若近而可考。”修谱本身就是一种选择——选择哪些记忆值得留存，哪些可以被重新讲述。
六、八万枚字模里的光阴
今天，走进浏阳小河乡潭湾村，还能看到潘家班的老宅——白墙黛瓦小叶窗，典型的湘中民居风格。老宅里有木料存放室、字模间、刻字桌、印刷房、分册装订室。
第六代传承人潘根业，瘦长的身子，“套得进孔乙己的长衫”，鼻梁上架着厚厚的镜片。吴汉涌手上刀功好，“无需描底稿，直接下刀阳刻反字”。八万多枚梨木字模静静躺在字盘里——那是六代人、一百六十年的光阴。
族谱是祖先留给后人的礼物，但这份礼物需要带着审慎去打开。读谱之前，不妨先问一句：这段记忆，是在什么时代、什么心境下被写下的？
辨不清层累，就读不透族谱；读不透族谱，也就难以触碰到那些被时光层层包裹的真历史。
主要参考文献：
1. 识典古籍藏清代无名氏修谱手稿
2. 清代湘中民间修谱契约文书及谱匠手稿（如《包修谱牒议字》《修谱纪略》等），湖南省图书馆地方文献部藏本
3. 骆志平，《小河乡的牵挂》，湖南政协新闻网，2025年7月
4. 《浏阳小河｜木活字印刷全套工具与技艺》，新湖南，2016年11月
5. 《用心雕琢时光印记 湖南浏阳六代人传承木活字印刷术》，中国新闻网，2019年4月
6. 《8万木活字，百年“潘家班”》，湖南日报，2021年10月
7. 弋阳新陂刘氏谱牒伪造案相关考证
8. 福建德化县洋坑村许氏家族契约文书
申建军
2026年6月18日
